在筆者接著報告這次事件的進一步發展之前，對於Lugones措詞強烈的信件需要針對幾個疑點稍作澄清。
首先是Sonnenfeld指出CPIC連續三年對Foundation要求改進的指示毫無回應一事。就Lugones及Sonnenfeld於九月十六日會面中，兩人認知的最大衝突點，便是Sonnenfeld宣稱Foundation連續三年通知CPIC針對幾項改進要求提出具體回應，卻沒有看到CPIC有任何回覆。在Lugones任職CPIC主任三年來的印象中，則是從未收到Sonnenfeld提及的類似文件。就筆者擔任CPIC助理一年的記憶來說，印象中也從未過目此等文件或耳聞此等要求。究竟者等文件有沒有出現在CPIC辦公桌上過，著實值得推敲。
對於CPIC這等人少預算也拮据的小型研究中心來說，收發信件這等看似平凡無奇的輕鬆小事還有一項技術上的困難。CPIC雖然有自己的辦公室，卻沒有一個具體的聯絡地址，也就是說沒有自己的信箱得以收發信件，過去數年來所有寄往CPIC的信件往往以個人名義寄到Lugones在比較文學系任教的信箱，或者以其他方式做莫名的公文流浪。Lugones直到過去一個月來才發現，由於Foundation工作人員的不查，大多寄發給CPIC的信件或公文會先送到哲學系辦公室，隨即堆積在該處無人理會，更無人通知CPIC辦公室前往領取。之所以會發現這等荒唐，乃是長期與Lugones共事的哲學詮釋與文化研究所秘書D. Canfield在她往返於哲學系辦公室之中偶然間得知的。
這當中更詭譎、更離奇的，是發生在一個星期之前的事。之前曾經提到九月九日當天Sonnenfeld與Lugones兩人的信件往來，前者簡短提及CPIC關閉的緣由，後者作出回應並要求會面。在九日當天回信給Sonnenfeld之後，Lugones立刻在Mendez陪同下到CPIC辦公室查看是否真有這等要求改進的公文曾經從Foundation發出過但被Lugones等人不經意忽略或遺漏。畢竟若真如Foundation宣稱，連續三年均有寄出要求改進的公文，則至少應該會有三份這等文件出現在CPIC辦公室。但Lugones和Mendez兩人一整個下午翻箱倒櫃的結果，卻沒有看到任何類似的文件。姑且不論在Lugones多次造訪Foundation卻從未被告知CPIC有任何需要改進或回應之處，單就要求CPIC回應改進的信件這件事，CPIC辦公室毫無此類公文的事實只有兩種可能性，如果不是這些文件不曾送達CPIC的辦公室大門，就是Foundation從來沒有寄出過這些幽靈公文。
最令人費解的巧合偏偏在此時出現。正當Lugones與Mendez兩人放棄搜索幽靈公文的任務、一同回到Lugones位於圖書館大樓頂樓的辦公室時，卻在她的信箱中看到一封由Foundation寄出的文件。這件神秘出現、靜靜躺在Lugones信箱中的公文，正是Foundation於六月寄出的最後一紙要求改進回應的通牒。從信封上塗塗改改的各個地址來看，這文件至少旅行過哲學系、翻譯中心兩系所的辦公室、最後終於來到比較文學系的辦公室信箱，而當Lugones終於讀到這後通牒，已經是公文發出整整三個月以後的事情。
從CPIC辦公室至校園外不遠處的Foundation大樓短短的十五分鐘步程，讓一紙公文旅行了整整三個月，筆者與CPIC同仁對所謂一流大學官僚體系的運作效率不得不感到既驚又歎，一紙公文遞送通竟然能出這樣大的差錯，僅僅是這等簡單的溝通竟然會如此的困難。
關於九月十六日會談的另一個疑雲，則是CPIC關閉的真正原因。過去半個月來筆者與CPIC同仁反覆推敲，究竟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使Foundation非讓CPIC打包收工不可。不論是新成立的人文學中心、預算削減、爭取校外贊助不利等等，均有自相矛盾、邏輯不通之處。之前筆者報告過，以傳統研究為旨趣的人文學中心與CPIC井河兩水並不相犯，並沒有領域重疊或利益衝突的問題；預算不足顯然也不是賓漢頓大學屢屢推出百萬校園工程或動輒大筆資助理工學門研究會有的煩惱；至於校外贊助的申請案，CPIC也在本年初上繳的年度報告中向Foundation說明正在進行中。換言之，這些飄兒忽之的指控皆不足以說明CPIC必須從此停止運作。
而從Lugones的信件中來看，Foundation決定要關閉CPIC的真正原因，竟是決策高層認定CPIC的存在只是為了服務Lugones一個人的研究需要。持平而論，CPIC以種族、性別、殖民等核心關懷為出發點的學術導向，確實與Lugones個人在這些領域強烈的研究熱情有關，同時過去三年來在CPIC中最活躍的幾個研究小組，也是以這幾個研究方向為主的團體。但是根據CPIC年年上繳的成果報告來看，以非傳統歐陸哲學為基礎、由Ross領導的研究小組始終維持一定的運作活力，並且每年都舉行一次小型的座談會併成果發表。同時，由J. Price組織運作的賓漢頓當地監獄研究小組也在CPIC合作下籌辦過一次研討會，惟過去兩年來Price由於旅外講學研究，未能就近監督小組運作。這兩個研究小組固然不如其他團體活力旺盛，卻絕不是形同虛設的空殼。此外，CPIC更在Lugones暫別賓漢頓的2008年春季，在筆者與其他研究生同仁的合作下運作了半年，舉辦兩場研討會，並且透過網路媒介與遠在波利維亞的Lugones保持互動。CPIC固然不是廣納百川的研究機構，但也絕非只服務一個學者的私人工作室。
以筆者和同仁的觀察，這其中反映出Foundation與賓漢頓校方對於學術單位運作的心態，實乃典型階級分明的學術金字塔式的思考。也就是說，所謂的學術單位，無分教學或研究，沒有正式教職員當家指導，便不是值得認真看待的「學術」單位。正因如此，在高等教育的行政體系之下，沒有正式職銜的學術工作者如研究生，其學術活動沒有任何價值、也沒有任何累積與投資的必要。研究生為高等教育體制棄如敝屣，不被學術單位看重，長久以來是Lugones對學術機構的不滿。如今Foundation無視研究生在CPIC的投入與貢獻，正中了Lugones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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