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祖靈的身分/認同政治

賽德克‧巴萊：太陽旗 (2011)

是花岡一郎還是達奇斯‧諾賓？死後要回到祖靈的懷抱、步上彩虹橋，還是會與其他大和魂一同進入靖國神社？在有如祖靈悠悠見證般的流瀑前，莫那魯道向面對他的這位青年如此逼問。對莫那魯道和大部分的賽德克族人來說，這是個不存在的問題，沒甚麼好問，也不需要思考。

對花岡一郎/達奇斯‧諾賓卻不是。對花岡一郎、花岡二郎/達奇斯‧那威而言，這是個粗暴而且荒謬的問題。

魏德聖鏡頭下的莫那魯道，是個剽悍、頑強、堅定的領袖；他也是個霸道的人。在將近一百五十分鐘的電影中，即莫那魯道的前半生，不曾嘗試過和世仇道澤群取得和解；即使在同遭日本統治近二十年，兩群人野林遭逢，依舊為了獵場舊怨劍拔弩張。除此之外，我們不知道馬赫坡社和道澤這兩個同族的社群有何深仇，以至於積怨數十年尚不得解。在全片日帝殖民壓迫的大前提下，這隔閡就這麼擱置不管了，不曾有人出面處理，更無人試著和解。不問原因、沒有理由的偏見，是種族仇恨的起點。日本人對原住民的歧視與莫那魯道對道澤人的優越感，是一模又一樣的拒絕認識、拒絕諒解、拒絕學習、和拒絕接受的邏輯。莫那魯道一個人的驕傲，就這麼順理成章地偽裝成全馬赫坡社的尊嚴。

如今莫那魯道以同樣的抗拒姿態面對花岡一郎。這個逼問，是國族主義者逼使殖民第二代對族群/種族/國族忠誠度表態。但這個問題的重點，不是花岡一郎應該向天皇或祖靈效忠，更不是他究竟是賽德克人還是日本人；正是因為他既是賽德克人、也是日本人，莫那魯道才可能發出此問。而如果他兩者都是，也正意味著要他表態效忠祖靈或天皇，根本是個無法回答的問題。Lisa Lowe在她對美國亞裔族群的文化政治之批判中提到，在一個由單一霸權論述支配其文化政治的多族群社會中，少數族群的代溝容易偷渡國族主義式的論述，將兩代之間的差異與國族和族裔認同的差異畫上等號，因此上一代總是將下一代對多元文化乃至主流文化的熟稔、嚮往、甚至追求，解釋為對主流社會的同化，即對原生文化與整個族裔的背叛。在這種本位思維的操作下，沒有認可文化混合、交融、雜生的包容力與妥協空間。在莫那魯道對花岡一郎的質問中，我們知道花岡一郎擁有全賽德克族人中最高的學歷，他的學歷甚至比許多霧社的日本人都高；即使如此，花岡一郎的「成就」得不到莫那魯道與其他賽德克族人的認可，也不被認為是反殖民、反帝國抗爭的可用資源。在賽德克族人與莫那魯道的眼中，任何殖民者的教化痕跡都是髒汙，都是妨礙投向祖靈懷抱的不純潔的斑點。

而對花岡一郎來說，接受日本殖民教化的悲劇更在於，他的「成就」也得不到日本人的肯定。他回應莫那魯道的召喚，在血祭祖靈當天披上賽德克族人的服飾，並非因為他「應該」回歸國族主義的懷抱，而是因為通往殖民教化之路是個死局，採取兩全之計、同時擁抱賽德克與日本又得不到任何認同，只有最後走上血祭一途。這是帝國主義邏輯與國族主義兩種簡化的本位思維下的一大悲劇。對受到日本殖民教化的第二代賽德克族人來說，以純淨無瑕之姿在祖靈前得到認可，和得到帝國文化完全的接納，兩者其實是同等的虛幻。如果披上日式西服、說日語寫日文、比試柔道劍道，有損於賽德克文化血脈的純度，那麼花岡一郎、花岡二郎、歐嬪模稜混雜、難以切割的文化和語言認同，又如何能讓他們安穩踏上彩虹橋，受到祖靈無私寬容的厚愛呢？

被迫面對這種虛幻、這等荒謬、這等不堪、卻又難以迴避的抉擇，難道不是所有後殖民情境的難題嗎？法農(Frantz Fanon)面對自己的種族身分與認同，默認殖民教化有如銘刻在文化基因之中，已是無可逆轉的歷史與意識軌跡。批判火力十足、影響後殖民論述至深至遠者如他，一朝醒來，認知到這些歷史、文化、語言等暴力加諸他身上並且不可能洗刷的烙印，不可自抑地淚流滿面。悲愴如斯的法農深知，他洗不掉法國殖民在他身上的刻痕，卻也不可能成為完整意義的法國人；但他也無法面對自己的黑人身分，因為黑人在法國殖民的語彙中不是全然的人，而在他的世界中，不帶歧視、不帶成見的黑人身分，並不存在。面對這比賽德克族人更深沉的悲哀，法農提出的解決之道，是要超越歐洲殖民語彙創造的世界觀、超越種族歧見與仇恨、超越殺戮與鮮血，只有愛才能真正給他和這個世界救贖。

但即使是法農此等哲人，或是莫那魯道此等英雄，這當中尚有一更隱微的悲劇，更巨大的莫可奈何。面對帝國主義的殖民壓迫，莫那魯道巨大的英雄身影遮蔽一切；他和法農眼中的反殖民抗爭，始終投射了由陽性支配的世界。打從國族主義之始，其主流論述與運動，從來都是標榜強悍、陽剛、獨尊男人的雄性思維模式，歐美國族主義如此，少數族裔的反殖民、反帝國國族主義更是往往如此。法農敵視女性，字字刻印在《黑皮膚，白面具》書頁上；而莫那魯道血祭祖靈的偉業，也不曾有女子站在第一線策畫、持刀槍。美國的少數族裔女性主義者如Kimberlé Crenshaw對於少數族裔的國族主義論述提出批判，認為此類國族主義論述掩護男性至上的沙文觀點，藉由國族大義的無限上綱，不是將少數族裔女性的權益置於次要地位，就是將主張少數族裔女性主義論述者視為全族叛徒。於是在反帝國反殖民的抗爭中，少數族裔女性的噤聲與隱沒，往往成為簡化邏輯的抗爭論述下的附加產物。

或許反帝國反殖民的國族主義論述，本身就是殖民產物；陽性崇拜的歐美國族主義走到哪，便催生同樣陽性崇拜的反帝國反殖民國族主義。又或者，反帝國反殖民的抗爭論述，實乃本土父系支配形式與殖民者父權系統交雜媾和的配對結果。無論如何，這可能解釋了為什麼國族主義運動的暴力與簡化邏輯，到哪裡都似曾相識。對電影中的莫那魯道來說，以血祭祖靈殉族，成就了他心目中完璧無缺的集體靈魂以及野蠻的驕傲；但是，對文化教養混雜於一身的年輕世代、還有始終靜看男人四處狩獵出草的女人來說，要抵達彩虹橋下以前，還有非常非常遠的路要走。

*Lisa Lowe對亞裔美國文化政治的批評，可參考Immigrant Acts: 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頁70-83。

**法農自述自身認同的殖民烙痕與創痛，見《黑皮膚，白面具》第五章，其女性論述的部分，見第二、第三章。

***美國的少數族裔女性主義論者中，多對於少數族裔國族主義做過立論精彩的批判；文中提到的Kimberlé Crenshaw論點，見“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收錄在 Critical Race Theory: the Key Writings that Formed the Movement，頁357-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