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 12, 2011

王丹導讀《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下)

如果對韓寒的這段從前後故事情節之間跳出來的敘述覺得難以理解,那麼將流沙」、「植物」、「動物」分別置換成「中國共產黨」、「(無知的)中國百姓」和「(自由或覺醒的)中國人」,這個小故事的政治味道與寓言性格就清晰可辨了。王丹認為,這段故事是韓寒的夫子自道,對他懵懂的、政治批判力未萌的那段青春時期感到可惜,才會說「我就這麼渾渾噩噩的度過了我所有熱血的歲月」;而韓寒在覺醒了、與六四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有了共鳴後,終於為了「這幫孫子騙了我二十多年感到憤怒、必須開始做點甚麼。

若將流沙寓言當作1988》全書的註腳,那麼本書便是韓寒的覺醒宣言,是他從中國政府統治中醒悟的除魅過程。這本書標誌了韓寒從部落客/作家走向公共知識分子的轉捩點。他意識到自己巨大的社會影響力以及公共人物的身分,能夠讓他開始與中國進行對抗,而這個時機的成熟,就是表現在他所寫的這本重重影射政治、諷刺社會現實的故事書。而韓寒以連結二十年前那一代的學運份子和理想主義,作為召喚他這一代理想主義的開始。

故事中那主人翁兒時榜樣的丁丁哥哥,於是成為韓寒想像的學運世代知識分子典型。王丹指出,書中的丁丁哥哥,從他的大學生身分,強烈的文藝色彩卻又帶點對通俗文化的熟稔,「在春天收拾好所有的行囊」向主人翁告別,搭上北去的火車,要和這個世界談談,在在都表現1989年學運世代的氣質。王丹回想起六四那次,所有帶著理想主義到了天安門的大學生,首要的訴求,其實不是要推翻共產黨政府,也沒有立刻實行民主制度的急切;他們當時,真的就只是想和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政府對話,從那個沒有公民社會的世界裡,打開那麼一點點對話的空間。

這時王丹打趣說,韓寒寫這丁丁哥哥根本就是在寫他,怎不乾脆把丁丁改成丹丹,多清楚明白?(要想像王丹先生用北京腔的普通話講出這句話是有多逗)

而童時的主人翁/韓寒,面對將要北上去和這個世界談談的丁丁/丹丹哥哥,他的回應是一句讚嘆,哇噢。那個帶著莫名理想色彩與魅力的身影,自此在主人翁心中點燃他這個世代的理想主義。王丹相信,書中那不斷出現的不死鳥」,也因此明顯是個理想主義的象徵。好了,這時我不得不說王丹先生有些過度詮釋;他不了解聖鬥士星矢的典故也罷,竟然還無視於文本中屢次提及聖鬥士。這樣的過度政治解讀,使閱讀這瀰漫公路電影之漫遊色彩的作品開始變得有點無趣。將「不死鳥」解作理想主義或許可行,那麼冰河、紫龍又怎麼回事?

無論如何,王丹以他的解碼術,剝去《1988》的浪漫面紗,露出隱藏其下的政治論述。對王丹來說,韓寒從此宣告了他的公共知識份子身分,還有他這個世代將揭開的另一波理想主義。王丹認為,韓寒的其人其事,對啟發中國九零後這一世代的理想主義有很大的影響。在為這場導讀作結時,王丹說他對中國八零後的這個世代有一點點小失望,因為他們似乎盲目追隨中國官方的統治,對社會對政治沒有甚麼批判。但是九零後的這個世代,也許從王丹對一些來台陸生的觀察中,發現到這個年輕的世代會關心社會,有些理想主義的光輝開始出現,而王丹認為這個新世代的趨勢與轉變和韓寒有關。所以王丹對九零後世代的理想主義、也對韓寒的未來發展感到樂觀。

最後的問答部分,我問了一個問題。我說,如果1988》是對八零年代的致意,是要招喚這個世代的理想主義,那麼這兩個世代的理想主義有甚麼不一樣;又,九零後世代的理想主義有何特別之處?我認為王丹的回答很重要,有助於我們認識中國九零後的這個新世代,特此記述。王丹說,六四學運世代、也就是他們那個世代的理想主義比較沒有彈性,抗爭的方式也比較少,要不上街頭要不就沒了,所以要能夠不斷教人加入也比較難。那是個威權社會,個人與統治政權之間沒有甚麼公共空間的時代,因此民眾也沒有社會與政治發聲的平台。所以當時的理想主義要推動,公共的對話要進行,一切都很困難。

但是如今不同了。九零後的世代成長在一個公民社會逐漸成形的中國,有網路有管道相當多的媒體,有公共公開的言論空間,對話也有很多的進行方式,也因為這樣,抗爭、對話的形式可以有很多種,不再像以前只有上街頭流血一個選擇。王丹舉了艾未未做例子,他說你們看,一個艾未未把衣服脫光站在那,大家都樂了,還會開始思考一些事情,這就是這個時代的理想主義的方式,他可以更活潑,更有創意,在生活當中進行,也就更親切。所以對於中國九零後的這個世代啟發另一波理想主義,是可以樂觀以待的。

1988》看到韓寒的轉變,看到九零後新世代的理想主義的一點點光輝,讓王丹對中國又有了那麼一點點希望。也許對他來說,過去二十多年的顛沛漂泊總有可以欣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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