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趣事/逸聞 藝術服務政治篇

(國家電影中心官網放的圖片也不會做漂亮點...)

沒日沒夜地追趕的閱讀進度…日前看三年前的《電影欣賞》季刊，兩期合刊的金馬五十專題，很有收穫。除了吸收些金馬獎、金馬影展的小史之外，也補了不少稗野趣聞。這裡特別整理一些個人覺得比較妙的相關資料，除了反映寶島特有的社會政治等時代脈動外，也體現電影產業環境變化的緊密牽動。分享給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金馬獎的「特產」

早年的金馬獎，或許還在摸索期，但更可能是因為政治服務，曾有過些讓人無言的獎項，出現又消失。早在民國五十四(1965)年、第三屆金馬獎(1964停辦一次)，開始有「最佳發揚民族精神特別獎」，獲頒影片是電懋出品的《諜海四壯士》。民國五十六(1967)年、第五屆金馬獎更以空前絕後的「揭發共匪暴政特別獎」，頒給中國電影製片廠出品的《故鄉劫》。此間還有「最佳社會教育特別獎」，總共頒過兩次，分別是民國五十二(1963)年第二屆、台製廠出品的《吳鳳》，以及民國五十七(1968)年第六屆、同樣由台製廠出品的《梨山春曉》。

有了這些先例，往後也偶有特別獎項出現，例如民國六十一(1972)年第十屆的「最能反映愛國精神特別獎」，頒給《留美中國同學反共愛國大會》。民國六十二(1973)年第十一屆則有「宣揚中國文字特別獎」，頒給卡通片《中國文字演變》。民國六十五(1976)年第十三屆(1974再度停辦一次)頒發「最具表現時代意義特別獎」給中國電影製片廠出品的《香花與毒草》；類似獎項又在民國七十(1981)年第十八屆金馬獎，以「最具時代意義特別獎」之銜頒給中央電影公司(中影)出品的《皇天后土》。

這類無疑是政宣功能的獎項，自從1981後幾成絕響，只在民國七十六(1987)年第二十四屆金馬獎頒了「特別獎」給《國父傳》，此後的特別獎多是鼓勵或紀念性質，政治宣傳的性質趨弱。前述各類眼花撩亂、不知所云的特別獎，都只頒過一次，唯獨「最佳發揚民族精神特別獎」前後共頒過六次共七部作品，最後一次是在民國六十五(1976)年第十三屆、由中影出品的《八百壯士》。有趣的是，七部獲頒這座獎的電影中，也有舶來品，並非都由國民黨系統的電影公司製作出品。第一部獲此獎項的作品《諜海四壯士》，便是由香港的電懋公司出品，而民國五十五(1966)年第四屆金馬獎的「最佳發揚民族精神特別獎」、頒給邵氏公司出品的《大地兒女》，不僅能窺見當時國民黨政府在「反共」大纛下的政治酬庸，也感覺得到當時香港影業在1970年代全面崛起前，對所謂自由中國電影市場的依賴。

七部最佳發揚民族精神的金馬獎影片，除了上述三部之外，還包括1967年第五屆的《還我河山》(中影)、1970年第八屆共同獲獎的《重慶一號》《我愛國旗》、以及1975年第十二屆的《英烈千秋》。妙的是《英烈千秋》早在1974年已拍攝完成，然而當年卻因舉辦亞太影展，考量到財力物力有限而兩影展合辦，等同於停辦金馬，而硬是將影片壓到得完獎(男主角柯俊雄在1975年更贏得亞太男主角獎)，本片才在1976年上映。有點尷尬的是，《英烈千秋》這樣一部政治正確、政府捧著、當時叫好又叫座的作品，當年金馬卻未獲得任何正式獎項(由入圍者角逐最後獎項的制度遲至1978年才引進)。箇中妙處，套一句流行語，BJ4。

金馬影展與日本電影

這事要從1972年講起。話說國民黨靠美國兩顆子彈…兩顆原子彈，打贏了苦撐八年的中日戰爭，卻未因此與日本斷交、或中斷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所以寶島仍有日本電影可以看。這件美事卻因1972年日本與中共建交而卡死。國民黨政府在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建交的當日，也同步與日本斷交，並隨即禁止日本電影進口。與此同時，當然也開啟了風雨飄搖中的愛國政宣電影風潮，持續近十年之久，並且又催生《英烈千秋》、《八百壯士》等金馬「最佳發揚民族精神特別獎」影片。

這樣的窘境持續到1980年，終於有了轉機。當年的電影圖書館(後擴充為電影資料館、即現在的國家電影中心)館長徐立功，將只有國語片競賽的金馬影展，擴充為國際性的活動，而催生了第一屆的「國際影片觀摩展」。說是個影展，但在那個資訊嚴重不足、政治依舊保守緊繃、電影視野與國際長年脫軌的狀況下，其實只邀得十四部影片參展。這十四部影片中，日本電影便佔了四部之多，其中有的參展作品還對國內媒體文化造成衝擊。根據丘德真的〈金馬影展的儀式／遊戲．私密／公眾〉，這四部日片當中的《望鄉》，以當時仍為禁忌的激情戲以及太平洋戰爭下的南洋慰安等故事情節，挑戰當時「政府電檢單位所習慣把握的『愛國』和『道德』界線」。

後來的金馬觀摩影展，意外成為突破尺度的先鋒，在還未解嚴的年代，逐年引進探討情色禁忌與情慾解放等題材的影片，也與當時國內新一波的女性主義運動相輝映。影展與女權結合，讓放電影看電影變成一場社會運動，想必也是主辦單位始料未及。至於國內何時又開放日片進口，可能需要進一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