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 22, 2015

電影展覽的數點反思

(以下文字轉載自《電影欣賞》第159期,原為Dominique Païni於2013年六月在布魯塞爾媒體資料館以"L’exposition de cinéma + Antonioni á BOZAR"為題所發表的演講,由楊成瀚翻譯後以〈電影展覽的數點反思〉為題發表刊登。)

『電影院和借用十九世紀的小說圖示的電影敘事符碼則是在一九三○到一九四五年的這段時期發明的,那是極權主義被建構起來的年代: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甚至以某種觀點來說好萊塢和閉鎖式的美國民主。在三○年代,在全球的尺度上,所有觀眾都被迫坐在位子上,朝著同一個方向,看著同一個銀幕。在那個時代,大家必須看同一個朝向的視覺娛樂,因此也是同一個意識形態和政治視域的景觀。人們知道葡萄牙獨裁者薩拉查(Salazar)和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Franco)是影迷,他們都擁有非常豐富的影片收藏,而史達林(Stalin)也很喜歡約翰.福特的影片。以同樣的方式,希特勒(Hitler)也絕對地想要製作出一部納粹版《波坦金戰艦》。萊芬斯坦(Leni Reifenstahl)也在《運動場上的諸神》(Les Dieux du stade)和《意志的勝利》(Le triomphe de la volonté)中重拾了艾森斯坦的一些特效。另外,更別說艾森斯坦自己那部著名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re Nievski),也是部史達林式的電影。

因為如此的臣服已製造出了兩個巨大的空洞:納粹集中營的屍體焚化爐和長崎的原爆,戰後這幾個巨大的極權主義的垮台也產生了民主的品味,導致一種認為人應自由,而我們也不應再觀看同一方向的普遍信念。戰後產生了一個與民主有著密切關係的新現象:廣告、傳播和商業上號召新信徒狂熱的發展。美國前來「解放」納粹所籠罩的歐洲,而透過廣告,美國也不停地將自由的必要販賣給歐洲。

在這個脈絡下,電影並不太能回應西方世界的集體無意識這個非凡的異動。電影的觀看設置含帶著自由的完全欠缺及觀眾的虜獲,這是個來自希臘悲劇的傳統。於是,人們不再耐得住待在電影院裡。另外,在六年代,歐洲和美國也產生了另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大眾現象:電視在家庭中的普及。在這個時代,有兩個看似相衝突,但實則十分相似的視覺娛樂佔了電影的上風:在家看電視和出門參觀大型展覽,它們正在西方和資本主義國家增生…「展覽的參觀人數」(le fréquentation d’une exposition)這個名詞也被「收視人數」(audience)這個名詞所取代。這兩種呈現影像的媒介允許絕對的自由:在美術館裡,除了看畫也可以做些不同的事,在家看電視時,同時可以做些其他的事。因此,電影展覽就像是種歷史上自明的事物一樣到來,而這不只是就它所允許的,也是就它所召喚的而言,而它們與意識型態和消費者欲望有關。民主人實際上是與消費者自由的獲得不可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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