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半世紀前，1967年的喜劇《誰來晚餐》(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為好萊塢影史寫下里程碑，跨種族、尤其是黑白之間跨種族情慾關係的議題排在耶誕檔期，即使是民權運動四起的年代也仍是相當勁爆
。
事實上，在種族政治相當保守的好萊塢，跨種族情慾一直是高度敏感的題材，不論是嬉笑怒罵或具備反思深度的作品皆不多見。過去三十年來值得一提的跨種族/黑白情慾題材電影約有史派克李的《叢林熱》(Jungle Fever, 1991)、翻轉Douglas Sirk家庭倫理劇的《遠離天堂》(Stranger than Paradise, 2002)，而這些有頭牌影星掛名的影片，加起來恐怕不到一打，同時幾無例外都是黑人男性配對白人女子，且多為悲劇收場。若電影是反映社會觀感/現實的一面鏡子，黑白戀情故事不討喜的程度可見一斑。
在今年日舞影展與美國票房淡季的一月底同時登場的《逃出絕命鎮》(Get Out)，從預告片看來似乎是非常B級片調調的故事走向，帥氣黑人男子陪白人妙齡女友回家探親，接連發現異狀，小鎮上的黑人都極度友善卻又流露出一絲詭異氣息。這個小鎮是不是一個大陷阱？什麼樣的陷阱？至少從預算、卡司、檔期來看，《逃出絕命鎮》確實是B級片的格局，但首執導演筒便編導一手抓的Jordan Peele實為初生之犢，其一鳴驚人的程度堪稱小兵立大功：《逃出絕命鎮》以區區四百多萬的攝製成本，上檔首日便已回本，最終在北美創下幾項票房記錄。本片使Peele成為首位在首部作品便突破億元票房的黑人導演，也以近一億八千萬的北美票房打破自1999年《厄夜叢林》(The Blair Witch Project)以來高懸近二十載的首部作品同時也是原創故事的票房紀錄，更是黑人導演最高票房的作品(可惜此紀錄僅兩週便被Gary Gray的《玩命關頭8》翻盤)。
當然，《逃出絕命鎮》引人注目的絕不只是喜劇演員轉型恐怖片導演或亮麗的票房數字而已。本片更令人驚豔的成就，來自於它在典型恐怖片的類型公式中，深入挖掘美國種族與性政治這片敏感而少人觸碰的沃土。本片從黑人攝影新秀陪白人女友返家開始，藉由女友家兩位黑人幫傭舉止透露出的古怪，以及當地「太過」友善的白人社群，循序漸進探討美國種族政治最難釐清的文化與意識型態糾結。首先當然是早從《誰來晚餐》就爭議難息的跨種族情慾關係問題。前述幾部以黑白跨種族情慾關係為主題的作品，加上其他影片如小眾文藝作《一夜情》(One Night Stand, 1997)、更通俗取向的商業片如《留住最後一支舞》(Save the Last Dance, 2001)、《千方百計》(O, 2001)，無不探討這種糾結；溫暖淡泊的小品《溫馨接送情》(Driving Miss Daisy, 1989)與極嘲諷顛覆之能事的喜劇《辣姐出招》(Marci X, 2003)，可能是這主題中另尋出路、不以緊繃的戲劇張力與之正面交鋒的少數例外。黑白跨種族情慾關係題材的問題，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還要加上一層長達三百多年的奴隸制與南方至今不休的種族歧視，使男女之間的性別與種族政治充滿征服、背叛等想像與臆測。早在奴隸制時期便有的關於黑人男子強大性慾與性能力的文化想像及恐懼，也支配歐美至今，並與時俱進轉變為對於黑人男子等於性優越的幻想(fantasy)。
於是，黑白跨種族情慾關係彷彿從不單純，自始便存在一種兩面刃的政治交換：對黑人男子來說，結交白人女子是性優越的確認與展現，在某種意義上也象徵對於白人的「征服」與對黑奴慘酷歷史的報復或精神補償；另一方面，結交黑人男子則讓白人女子「品嚐」其優越的性能力，實現自古有之的性幻想。但與此同時，兩人也都不可避免地「背叛」了自己的族裔。白人女子作為白人文化的具體表徵，白人文化的「典雅」、「精緻」、「高尚」與「優越」，都濃縮並體現在她的曼妙胴體與白皙肌膚；黑人男子藉結交白人女子在美國的種族階序中往上一階，更接近具優越支配地位的白人文化，也就更悖離自己「髒污」、「低下」的黑人出身。相對地，白人女子為滿足自己的性幻想與不知節制的性需求，卻「自甘墮落」放棄白人社會而與黑人為伍，不但「玷污」自己的身體也「玷污」白種血統。(黑)男(白)女因而雙雙成為叛徒，黑白跨種族情欲關係的糾結即在於此。在這場關係中，不論(黑)男(白)女都不只是自己，也背負族裔代言人的角色，以至於他們的身體所乘載的不僅是個人的自我意識與情慾，也是族裔的自我意識與情慾。當他們忠於自己的情慾時，卻背叛自己的族裔；而正因他們背叛了族裔，他們也終究背叛了自己「原本應有」的情慾與整個族裔，並最終背叛了自己。以上糾結如此無盡夾纏難解，也正因如此糾結關乎美國文化的敏感神經，數十年來少有電影願意觸碰，正面處理其文化論述的扭曲與矛盾。
早在半個多世紀前，二戰後的一波反殖民獨立運動風潮中，啟發後殖民論述的法農(Frantz Fanon)在其重要著作《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1952)的第三章，早以尖銳但不無自嘲自嘆的筆調，剖析有色人種/黑人男性與白種女人的情慾關係及種族心理。他以當時跨種族情慾題材的法語小說為範本，說明黑人男性對白人女子的情慾，帶有「漂白」的種族慾望，此慾望也同時包藏更扭曲、更深層、不斷自我反覆的被愛的渴望—遺棄/背叛—自我封閉的情結。法農雖然認為這種情結應非黑人男子所獨有，但他一時之間卻也為這種以黑白為界限所建構的種族文化階序框架所惑所困，於章節開頭自白其「漂白」的渴望，唯有與白人女子交往才能真正實現：
“Out of the blackest part of my soul, across the zebra striping of my mind, surges this desire to be suddenly white.
I wish to be acknowledged not as black but as white.
Now…who but a white woman can do this for me? By loving me she proves that I am worthy of white love. I am loved like a white man.
I am a white man.
Her love takes me onto the noble road that leads to total realization…
I marry white culture, white beauty, white whiteness.
When my restless hands caress those white breasts, they grasp white civilization and dignity and make them mine.”
於此，法農也暴露了黑人男性對白人女子的幻想(fantasy)，來自上述精神層次的補償。無論如何，幻想歸幻想，渴望歸渴望，在那個跨種族黑白通婚(miscegenation)還是可能招來殺身之禍的嚴厲禁忌的年代，法農已能思辨此情慾關係的糾結，並清楚看到黑人在白人社會的菁英之路始終是險途。他透過小說文本與心理分析，透徹看出受過高等教育的黑人菁英在白人社會中所受到的禮遇，必須保持警覺以待：
“Politely and artlessly I welcome the advance that are made to me. I accept and repay the drinks that are bought for me, I take part in the little social games that are played on deck, but I do not allow myself to be taken in by the good will shown me, suspicious as I am of this excessive cordiality that has rather too quickly taken the place of hostility in the midst of which they formerly tried to isolate me.”
在法農檢視的範例中，這位來自殖民地、如今身處白人中產社會的黑人男子，必須對周遭的善意保持警覺並加倍回饋，只因他的言行在白人眼裡都會被放大、時時檢視，若應答不慎會被視為野蠻、不回饋善意會被視為不知感恩。受到白種主流教育體系栽培的黑人菁英，進入白人社會實為身處敵營；在他眼中，再友善的白種人都隨時可能搖身一變成為最險惡的大敵。這是白人主流社會中黑人菁英必須面臨的自我、(黑人)族裔、與(白人)社會的三重曖昧與背叛等政治關係。
而在《逃出絕命鎮》，這等潛在威脅與油然而生的恐怖，以開門見山的方式在片頭向我們宣告，夜裏單獨走在白人社區的黑人男子遭痛毆與綁架。而這樣戲劇性的處理、加上攝影師接下來遭遇的恐怖情節，看來誇大、光怪陸離，卻非現代黑人歇斯底里的被害妄想寥寥數語可以解釋，而是真正可能發生、並在今日二十一世紀美國仍天天上演的真實狀況。不管美國如何經歷一九六零年代的種族平權運動、主流社會多年來如何倡議人權、並終於在新世紀選出第一位黑人總統，仍在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南方普遍存在凌遲(lynching)行徑、1994年仍發生引發全國暴動的洛城Rodney King事件、2014年的Ferguson事件再度引發全國抗爭。直到今天，黑人族群在美國社會的處境與地位和近兩世紀前林肯總統簽署廢奴法令時相比，或許改變幅度仍然有限：相較於白人與亞裔人口，黑人收入水準遠為低落，入監受刑的比例則異常地高；都會區的黑人聚居地區犯罪率也高，但他們卻也往往是仇恨犯罪(hate crime)的受害者，也因此Black Lives Matter抗爭運動在五年內遍地開花。《逃出絕命鎮》中的黑人處境，實則不斷在呼應法農的洞察，並且尖銳地映射以人權大國自豪的美國真實的種族政治。
但Jordan Peele志不在嚴正批判與剖析，卻同時將美國多方糾結的種族政治延伸得更廣遠。以白種人觀點為基底的美國主流文化論述中，對於黑人的幻想(fantasy)不僅在優越的性能力，更廣泛延伸到所有感官知覺。黑人天生的節奏律動感與音樂天份、強健的體魄與卓越的體能，證諸不計其數的傑出歌手樂手與運動員。美國的政治、經濟、學術殿堂或許仍是白種人的地盤，但音樂與運動早已是黑人的天下；至少，細數過去半世紀來的通俗文化，舉凡藍調爵士嘻哈靈魂等樂種以及棒球籃球橄欖球等職業運動，無不已成黑人縱橫的舞台。不惟黑人想擁有白人、變成白人，白人何嘗不想擁有黑人(的身體)、甚至變成黑人。
《逃出絕命鎮》對此的回應，有異想天開、直如科幻片情節的安排：深層催眠與換腦手術。攝影師在女友家鄉白人社區以及那一對黑人幫傭身上發現的、並且讓自己也差點捲入成為最新受害者的陰謀，是女友一家人原來是由心理學家、神經外科醫師、綁匪與掮客組成的人口販運小組。女友擔任掮客物色身心健康的黑人，其弟負責綁票監禁後，由心理學者的母親進行深層催眠；最後，神經外科醫師的父親再以換腦手術，移花接木將白人的大腦植入黑人的身體。透過身在大城好友的協助調查，攝影師赫然發現，女友家中那對黑人幫傭以及社區餐會上巧遇的黑人男子，都不是他們自己。他們都是這綁票、深層催眠與換腦手術的受害者。
《逃出絕命鎮》中聳動駭人的深層催眠與患腦手術顯得天馬行空不著邊際，關於患腦手術的技術細節與所謂「靈魂」是否造成手術的障礙等問題，能否通過嚴謹實證的科學檢驗還在其次；Jordan Peele如此安排的巧妙之處，仍在於種族政治的寫照。乍看之下，言行格外斯文的黑人幫傭，在攝影師眼中透露著古怪，但如此形象也正呼應了法農筆下處於多重背叛處境的黑人菁英，咬文嚼字的細緻談吐與其膚色、其種族身份總顯著扞格。這裡的不合時宜，無非是他們在當代的美國社會中，非但被主流白人文化所背叛、也同時「背叛」了黑人次文化、而最終背叛了自己。同樣是黑人「同胞」，攝影師與幫傭的差別只在於接受白人教化的強迫與否、即暴力的程度。也唯有在幫傭身上看到白人教化的暴力刻痕，攝影師才強烈感到這種多重背叛的駭人，也再次確認自己站在種族政治光譜的正確位置。但這也意味著他錯過正面迎對種族難題的一次機會。那對黑人幫傭確實已經不是他們自己了，但攝影師就是「他自己」了嗎？究竟什麼才是原汁原味的美國黑人價值、言行、思維與文化，而這沒完沒了的追問能否有真正的答案，仍理不出清楚的說法。
但尷尬難啟齒的種族難題不只對黑人如此，白人也是。《逃出絕命鎮》給我們典型到陳腔濫調的中產階級白人核心家庭組合，高等教育背景、鄉間別墅、談吐斯文、品味優雅、甚至在所有社會議題上都政治正確。但這樣的家庭所進行的陰謀，卻是將自己的腦袋放進健康的黑人身體。誠然，這令人立即想到，這不正是法農所謂「黑皮膚白面具」最怪異但無比精準的體現嗎？而整個美國歷史的種族政治，從激烈憤世的角度來看，不也正是主流白人價值教化黑人、將黑人歷史與文化意識「洗白」的過程嗎？要將美國黑人徹底洗腦，讓他們從此馴化順服、為白人所用，最有效的方式不正是將一顆顆白人腦袋放進黑人的身體嗎？而美國整個學校教育體制至今將黑人英語、草根與通俗文化排除在外，同時納入教學內容的黑人「典範」都是出類拔萃的社會菁英，難道不正是這種族「洗白」無止盡的進行式嗎？
以上提問都完全合理。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逃出絕命鎮》這種玩法的精彩反轉：且勿忘記，將白人腦袋放進黑人身體，讓身體為心智所用，其初衷也是對於黑人強健身體的渴求。由此，Jordan Peele將法農的「黑皮膚白面具」裡外翻轉，玩出白人的黑皮膚白面具，而這才暴露美國主流社會種族政治議題令「白種人的優越」長久以來羞於啟齒的不堪：白種人的優越地位從來都是建立在對於亞裔與西裔在內的少數族群支配與依賴互為表裡的關係上，而以支配遮掩依賴、以收編粉飾渴求。在片裡的餐會中，攝影師邂逅慷慨贊助支持他的盲人企業家，隨後發現企業家的賞識無非是相中他為下一位「獻祭」的犧牲者。而企業家的理由便是想要透過攝影師敏銳獨到之眼來看世界。這層剝削與依賴，是以白種人優越為基底的主流文化論述所看不到的暗流，卻天天在你我眼前上演。Jordan Peele在《逃出絕命鎮》以通俗娛樂的方式實現他的種族正義，即是突顯白種人的殘缺與扭曲、以及黑人的健朗與無辜；乍看之下，白種人對黑人予取予求，奪其軀體、掏空心腦，但反過來看則盡顯白種人假科學之名掩飾自己頹老孱弱的體魄，必須借黑人強健的身體來續命。
那麼，從故事主人翁、即黑人/有色人種的觀點，如何從白種人設下的致命陷阱能逃出生天，並走出這多重背叛的邏輯迴圈、確認「真正」的主體？Jordan Peele在《逃出絕命鎮》提供的解決之道很簡便也很娛樂導向，他讓攝影師在國家安全局(NSA)任職的好友不斷告誡警示他、並在關鍵時刻馳援，也讓白人一家六口(包括兩位「黑人幫傭」)全遭賜死。這固然是相當好萊塢式親痛仇快的簡便作風，但如此商業片的情節安排也道出某種美國黑人文化思維：只要沒有白人在場，彷彿從口語腔調、飲食服飾、價值思維等次文化到精神意識與主體認同的整個黑人世界，都是完滿無缺、自在自適的。《逃出絕命鎮》中NSA好友不斷給攝影師的提點告誡，道出貫穿全片的訊息便是白人的存在對黑人絕對是致命的威脅，唯有讓白人—當然包括情慾伴侶—從攝影師的世界徹底消失，才能真正確保他的安全無虞。這無疑是簡化並且昧於現實的思維，卻常見於各式族裔皆然的文化論述，偏激的法西斯白種人論述就罷了，有色人種的世界中也不無這種接近血統純正的政治正確論，只要看Eminem早年在嘻哈樂界受到的批評以及所謂的ㄈㄈ尺論述便能略觀一二。
話說回來，攝影師的NSA好友這人物安排頗耐人尋味。他在片中顯然是個丑角，卻也是攝影師的族裔道德良心，從故事一開始便以透徹敏銳的心眼察覺攝影師身處險境以及白人女友與家庭的可疑。而他的道德良心與洞察又與其反恐情報單位的身份完美結合，不但在整個故事過程中屢屢給男主人翁警醒之言，最後也動用職權，適時搭救生死關頭的攝影師。關於黑人身在美國國家機器的種族政治、以及國家體制化暴力的種族效應，常常會是美國電影在種族議題上可以做些文章的地方，如今被電影以戲份不多的丑角這麼四兩撥千斤拆解掉了。即使以類型商業片來說，不免可惜了一次讓Peele可以探討審視的機會。
*相關媒體評論，可參考娛樂週刊的影評，以及村聲雜誌評價甚高的評論"You Won't Believe Hollywood Let Jordan Peele Get Away with 'Get Out'"；村聲雜誌另有一篇Jordan Peele在Brooklyn Academy of Music (BAM)舉辦小型影展/講座的訪談，參考價值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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